创达盈中国经济的内卷化竞争是如何形成的

摘要：最近中央城市工作会议、政治局会议都讨论了反内卷、治理企业无序竞争和产能过剩的问题。笔者认为，中国产业内卷式竞争形成的因素是综合的：1. 先天的资源禀赋和文化因素，2. 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，政府不当干预，导致的供给侧紊乱、产能过剩问题；3. 居民分配占比过少导致的需求侧能力不足的问题。

因此，企业无序竞争只不过是症候之表，背后反映的是各方权责失衡导致的市场行为紊乱。反内卷、治理产能过剩，仍应该从规范政府行为，完善市场机制的问题，优化收入分配体制入手。

笔者十七年前读研的时候，论文主题是近世华北小农经济研究，从科大卫（David Faure）教授推荐的学术读物中获悉了"内卷"（involution）一词，它是社会学家 Clifford Geertz 发明的，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又把它译成中文"内卷"，用来指尽管投入不断增加，但是没有发生任何进步和质变的现象，与 evolution（进化、发展）正好相对应。在十几年前，"内卷"不过是一个生僻的学术词汇，只有研究经济史或经济学的人才知道，没想到今天一下成为与"潜规则"一样风靡的流行新词。

不过今天笔者多了一个感悟：不仅仅有低水平的内卷，也有高水平的内卷。因为之前的理论框架认为，工业化是破解农业社会内卷之道，没想到工业化社会亦有内卷，并且是更高强度的内卷。正是，人类永远无法解决其自身所带的矛盾。

中国于 2010 年左右实现工业化之后，就开始陷入内卷化通道，2015 年之后内卷进一步加速。1992 年至 2008 年之间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（TFP）保持 4% 左右的增长，2008 年后陡降，2015 年之后总体负增长（2016 年为 0.46 左右、2024 年则为 0.41 左右），这意味着追加各种生产要素投资的边际效应开始逐步丧失了。

同时，中国的制造业利润率从 2011 年的 6.57% 下降到去年的 5.32%，这就出现了产业在快速升级，价值链位阶在快速提升，利润率却大幅下降的悖论。另一个指标，产能利用率从 2011 年的 80.4% 左右下降至去年的 75%，已经达到高度过剩警戒线。从今年一季度数据看，制造业 15 个主要门类中，仅有 5 个产能利用率高于 75% 的警戒线，产能过剩最突出的是汽车和电气机械（利用率 71% 左右），以及食品行业（利用率 69%）左右。尽管 2010 年后我国屡次提出"去产能"和供给侧改革的政策，但是效力不大，没有改善生产利用率过低的现象。

（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产能利用率双双降低）

服务业内卷和服务基础设施过剩也同样突出。比如去年全国数百万家餐厅倒闭，并不完全因为市场不景气，餐厅过密化、服务同质化同样也是很关键，一条三百米的大街会同时有好几家麻辣烫店，用的都是同一家供应链的食材，奶茶、咖啡、肉夹馍、火锅、美甲、健身等行也都如此。

基础设施方面，以写字楼为例，全国最大 40 城甲级写字楼存量已经超过 1.1 亿平方米，最大 20 城中，去年底写字楼空置率低于 30% 的仅有 8 个，像沈阳、郑州、武汉、青岛等前几年大基建扩张比较猛的城市，空置率已达 40% 左右。而像东京、巴黎都在 7% 以下，香港虽然不景气，空置率只有 9% 左右，是全国空置率最低的城市。过高的空置率导致业主不得不竞相打折出租，全国甲级写字楼每平米出租均价从 2019 年的 147 元 / 月，降至去年的 82 元 / 月。

（2023 年部分城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，数据来源：仲量联行）

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酒店、地铁、游乐场、电影院、文旅景区等方面，这也是导致这两年酒店行业高度内卷，文旅景区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。

那么我国为什么会跌入内卷化竞争？我认为这个话题跟"中等收入陷阱"一样有价值，说不定它和"中等收入陷阱"一样可怕，是阻挠一个发展中国家像更高水平发生质变的绊脚石创达盈，可惜还没有见学术界和产业政策研究界有很好的研究，笔者尝试总结一下。

1. 基础性自然禀赋和文化原因。在资源少而人口多的地方，意味着生存机会少，极其容易发生内卷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农业社会内卷最严重的就是中国的东部平原、爪哇平原和南亚，这种人口体量极其大，人均资源极其少的地方。

同样，工业社会内卷最严重的也发生在中日韩这种高人口密度社会，从世界银行统计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看，过去 20 年日本、韩国也在下降，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有上升，俄罗斯、印度等金砖国家也在上升。日本的汽车、电子、食品等其实与中国一样也有较为严重的过剩和同质化内卷。而欧洲人因为得益于大航海获取了殖民地，避免了农业内卷化，进而发生工业革命，即便进入工业社会后，人口有了大幅繁殖，但是欧洲及美加澳新的人均资源量远远高于南亚和东亚，避免了内卷的发生。

文化层面上，东亚社会基础教育做的特别好，人又勤奋、学习能力强，追求成功和财富动机强烈，这样造成同一赛道会出现很多有实力的竞争者。而有的地方则是人多而不卷，大家都安心躺平于贫困状态，比如尼罗河流域、尼日利亚等等，他们的人口密度不输中国，但是没有中国的这种焦虑感。

中国文化中盛行短期功利主义、赚快钱，以及集体无意识、盲目跟风，也会加剧内卷。中国人往往不考虑我怎么做才能更成功，而是喜欢复制别人的成功（因此成功学书籍特别畅销），并且是能有多快就多快，导致我们的企业发展缺乏长期主义和差异化策略，容易造成高密度同质化竞争。

2. 地方政府越发频繁的对经济活动的高度直接参与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或干预，但是，最近一些年，地方官员出于政绩竞争的需要，地方政府出于税收竞争的需要，他们的参与和干预不是变少了而是变多了。

比如，现在这几年深圳不香了，地方政府竞相都去学习合肥模式，把地方政府变成一个产业投资公司。合肥这样做，与落后国家采取重商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，是落后变先进的捷径，但是全国几十个省政府、几百个市政府这么做，容易造成产业灾难。

现在一有新兴成业，各省市就抢着上，走到一个地方，从哈尔滨到海口，从青岛到乌鲁木齐，都是清一色的新能源产业园、人工智能产业园、电商产业园。你只要愿意投资，各地政府建好基建等着你，这种方式其实是让市场的正常成本门槛筛选机制失灵，必然导致产能的无序扩张。

以新能源汽车这个香饽饽为例，中国已经建成新能源汽车产能 2500 万辆，规划产能超过 5000 万辆，而去年一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量不过 1830 万辆，那就意味着，即便是仅靠现有产能，供给全世界都绰绰有余。所以，现在安徽省汽车产量一跃成为全国第一，这是励志典型，但是全国如果有七八个省像安徽这么拼，那么可能全世界都受不了了，以及，谁能保障今日的汽车产业会不会是昨日河北钢铁和水泥？

（安徽省用了短短 6 年时间，汽车产量从排名第 14 跃升到第 1，图片来源：城市进化论）

同理，写字楼、文旅景区、酒店、咖啡等的严重过剩内卷，也跟地方政府那只看不见的手强有力推动有关。在 2010 年代，二三线城市为了提升形象和影响力，竞相兴建高端商务区，以极低地价招徕房地产商开发，然后给予各种税收优惠进行招商，这种强干预不仅造成严重供大于需，其实也助长了企业盲目扩张、最后资金链断裂倒闭。

地方政府过度干预、扭曲市场最显眼的指标就是城投公司的发展指数，城投公司始创于 1990 年代中期，起初主要是处理城市烂尾资产所用，进入 2008 年后成为地方政府强干预经济的抓手，2008 年末城投平台总资产约 6 万多亿元，2021 年末飙升至 136 万亿元，债务也达到 81 万亿元，这期间城市经济体量不过增加了 3 倍多，但是城投公司资产增加了 20 多倍，这其实是市场自由化程度的倒退。

（今年城投公司债务快速增长，也是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行为的一个侧面反映，数据来源：渤海证券）

从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史看，政府官员意志导致的产能过剩，远远高于市场的自发性导致的产能过剩。比如 80 年代初，地方政府竞相规划化肥厂、啤酒厂导致的产能过剩，贻害了 20 多年，70 后、80 后都会有印象，小时候每个县都有化肥厂和啤酒厂，导致了低端化肥严重过剩，而那波啤酒产能过剩，到了 21 世纪大规模城市化后才消化掉。21 世纪初，则是地方政府政策扭曲带来的钢铁、水泥、家电三大件的过剩，今天则是光伏、电动汽车和锂电池"新三样"的过剩。

3. 产业监管和行业准入政策调整有一定滞后性，导致民间资本缺乏出口通道。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，其实是让社会形成了一套技术创新驱动机制，以及体量相当庞大的资本，这两样是刺激生产不断发展突破的关键。2024 年，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25.7 万亿，如果加上科研创新等投资已经超过 30 万亿，非金融企业存款约 80 万亿，中国在全球股票市场的融资也超过 100 万亿美元，毫无疑问，这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规模的民间资本力量。

不过，笔者认为，我们的很多金融监管政策、产业引导政策、行业准入政策导致民间有这么多充裕资本，而缺乏用武之地，只能是在有限赛道和层面上去内卷。比如脱虚向实的产业引导方向下，过多产业资源投放在新型制造、芯片等新质生产力行业，很容易造成过剩，而与数字前沿科技、生物制药、消费看起来"虚"的产业，社会资本投入已经大幅降低。另外，在民间反精英化、高端化的情绪下，高品质高价位消费品研发或者商业模式创新大大受限，甚至成为一种潜在的政治不正确，企业也都只好为了追求安全，去卷低价位。

这些也都可以视为外部环境对市场的过度干预，导致市场自我调节发挥不够，资源配置扭曲，引发某些领域的过度竞争。所以，笔者建议一方面我们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发的资源浪费，另一方面也要放松管制，改善民间舆论环境，这也才能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功能。

4. 营商环境问题：经营成本过高、融资难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落后（法治不健全）。有人要说，归因于知识产权保护落后可以理解，的确这容易导致企业之间相互模仿、抄袭，产生同质化竞争。那么前两者又跟内卷有什么联系呢？

我国国企融资成本基本与国际接轨，在 2% 左右，远远低于企业平均利润率，处于安全程度范围，融资也便利，户均贷款余额至少 1.5 亿（2023 年国企贷款余额 88.75 万亿，国企总数为 58.5 万户）。而民企方面，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，2022 年底中国民企贷款余额为 58.2 万亿，有贷款余额的企业共 8347 万户，平均每个企业只能获得 69.7 万贷款（而美国 2023 年的小微企业平均贷款余额为 66.3 万美元），可谓杯水车薪，企业往往靠民间高利率融资才能生存，平均融资成本大约在 8% 左右，当然这是保守数据，其实高于的金融产品 10% 很常见。中国企业税负在全球也仍处于较高水平，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税负又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5% 左右。

这种情况逼迫企业不得不采取最安全的经营策略：模仿最成熟的商业路线，实现最快的投资回报才能活下去，它是没有资本支撑去走长期主义的创新差异化路线的。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充裕的低成本融资，我们相信很多企业不会甘心内卷。另外，近些年产业风险投资资本的急剧萎缩，也导致大量有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，不得不参与这种短期主义路线。

5. 产业协会官僚化，使得行业内部有效的价格协调、产能预警、经营自律机制。一个市场自发的、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对于一个产业健康发展非常有用，比如法国的葡萄酒、意大利的时装企业多而不卷，行会的调节作用很关键。但是中国的行业协会基本上都属于官办，都是主管部委的下属的事业单位，计划官僚色彩浓厚，导致行会的协调缓冲作用缺失，加剧行内无序竞争。

6. 商业基础服务方面的过度发育。中国最近 25 年建立起全球最发达的商业服务体系，其基干是发达健全的供应链商、电商平台及各种信息服务，当然这个商业服务体系的功绩是远远大于副作用的。不过，供应链、信息流通和销售渠道的高度便利化，也大大降低了产业准入门槛，好处来讲，是创造了更多商业机遇，坏处来讲导致一个赛道同时出现过多竞争者。比如，你在电商平台搜一个手机壳、马桶盖，会蹦出来十几万商家，其实产品来源于同一个零件供应商，甚至同一个代工商，只不过贴牌不一样了。

更为重要的是某些大型平台，依仗自己的终端优势和信息流优势，靠搞压价竞争来作为基本盈利策略，这两年的行业低质内卷化跟某几个电商平台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。

综上，中国产业内卷式竞争形成的因素是综合的，既有先天的资源禀赋因素，也有之前的制度基础因素，更主要是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导致的，第 2、3、4、5 都可以视为市场调节功能受到政府干预导致的，只有第 6 条可以视为某些市场调节功能的过度发挥。当然一些基础资源禀赋因素是无法改变的，因此，反内卷仍然要从规范政府行为，完善市场机制方面来考虑。

上面我们分析了供给侧的问题，我们还不能忽略另一个基础性因素：内卷与需求侧的能力不足也密不可分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引用笔者前两年的研究统计，2022 年，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仅占 GDP 的 24%，而美国达到 56.9%，与中国水平发展相当的中高收入国家一般在 40% 左右，居民收入 GDP 占比远远低于正常水平，导致居民消费率也比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低 20% 左右。如果我国消费规模与经济规模相匹配，内卷化也未必这么严重。

( 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比不仅低于发达国家，也低于发展中国家，图片来源：中泰证券研究所）

居民收入占比过低，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导致的，我国 2022 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52 万亿人民币，约占 GDP 总量的 42%，大大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 16%，中国的投资率全球第 7 高，也是大中型经济体中唯一超过 40% 的，这些无疑挤占了居民应得的收入；另一方面，跟国有资产、国有资源的法理所有者（全体人民）在收益分配中缺失也相关，从 2014 年至 2022 年，国企利润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仅为 18.6%，人民并未充分获得全民性资源和资产经营带来的收益。

所以，内卷化、产能过剩问题，背后又是整个宏观经济体制的问题，以及人民经济权利缺失的问题，作为市场活动中核心的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完全保障，必然导致经济基本板块的错位失调。故而，反内卷的根本落脚点应该是党中央提出的"以人民为中心"的发展观。

至于很多人把内卷化竞争归结为国际市场不友好，其实如果仔细考察这是不成立的。2016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为 3.15 万亿美元，2024 年上升到 4.67 万亿美元，增长了约 48%，而中国出口从 2.09 万亿美元，增加到 3.58 万亿美元，增加了约 71%。这期间尽管与外部贸易摩擦增加了很多，但是出口速度其实是快于制造业增加速度的，所以内卷化主要是国内因素导致的。

从经济发展史来看，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、金融资本、技术资本充裕期是短暂的，长者如英美不过一个世纪左右，短者如日本不过 30 年左右，如何避免内卷化，让这些资本用在创新升级上，而非内卷内耗上创达盈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课题之一，否则我们将错过资本充裕期的窗口，丢掉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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